3月31日至4月1日，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浙江与东亚”学术论坛及第二届“浙江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顺天乡大学等国内外一流高校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三百多位国内外师生以线下、线上方式参加会议，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王勇的演讲“东亚外交话语体系”指出，古代的东亚世界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比翻译更为重要的外交话语体系——汉文笔谈。他在爬梳整理历代中日交流史上的笔谈事迹的基础上强调：从官方往来的外交文书、外交官笔谈到民间交流的跨国行记、往来尺素、民情笔谈，汉文都在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中传情达意，发挥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关键作用。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东亚阳明研究院院长钱明强调了“和魂汉才”在日本历史上特别是近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日本文化“体”和“用”的层面上都与中国文化有着绵延数千年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建立使中日两国文化在精神层面真正做到了有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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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小法，以中日近代史上不甚广为人知的人物水野梅晓为断面，讲述水野梅晓在与中国政、商、佛各界的交往中呈现出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诸多方面。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吕顺长以“近代浙江留日学生”为主题，介绍了近代浙江最早派遣的留日学生、清末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及地区专业分布，并讲述了近代浙江留学生的事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李国栋在演讲中，以《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外越”为切入点，通过良渚玉戉及刻画纹石戉与日本绳文中期翡翠玉戉及刻画纹石戉的互证，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学术假说：4600年前，良渚古国曾使日本古代倭人接受长江下游古越人的族群符号“玉戉”，在长江下游与日本列岛之间组建了一个“内、外越”相互认同的“越文化圈”。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兼东亚研究院院长、教授江静认为，不仅浙江沿海港口是历史上中日僧侣往来的主要门户，浙江名山古寺更是历史上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舞台，正是浙江文化孕育滋养了日本的佛教文化。

东北师范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韩东育教授强调，要相对准确地检视形成于跨时空维度下的中日关系，必须通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去尝试某种结构性的分析；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主张通过夯实学科建设，重新审视“浙江与东亚”的研究切入角度与进路。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吴疆以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区域周期研究，呈现出历史上浙江杭州之间地区文化圈的形成空间及其演变过程，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别开生面。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吉原浩人重点介绍了中国会稽鄮县阿育王塔信仰的传承、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的传承以及日本古代阿育王塔的传承，认为“阿育王造塔”传说超出了宗教的范畴，成为东亚地区各国共通、共享的文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从制度化因素分析日本近代发展所遭遇的挫折，认为有必要从过程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及其影响。

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教授魏志江指出，今年恰值北宋徐兢出使高丽900周年，通过梳理徐兢生平及《高丽图经》的内容和史学价值，着重分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和两国海洋文化的交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通过《抚浙奏疏》的研究，真切把握了浙江在万历朝鲜之役中的重要地位。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雨蕾认为，在明清朝鲜文人的笔下，浙江潮不仅是自然景观，而且是声音景观、文化景观，更是怒、怨之情绪的表达，充满着对忠义气节的推崇和敬仰，成为一种文化力量深入到朝鲜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中。

韩国顺天乡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全洪奭通过演讲描绘出东亚文明共同体路线图，提倡建立新丝路文明学。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在演讲中，对中国山东半岛成山头的赤山大明神等一系列遗迹做出了探源考察，呈现出赤山信仰在古代东亚世界的传播动态轨迹。

本次研讨会对“浙江与东亚”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式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刻交流研讨，对如何把握历史文化交流和区域间文明互鉴提供了更清晰的路径指引。未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将继续加强与专家学者、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建设，为实现浙江同各地区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搭建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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